痛楚：回归“1968”的创意生活(创意世界专访)
/本刊记者 廉锋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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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楚：本名金鹏远，七十年代生人。胡同暴走，影像迷恋，破烂收集，新潮敏感者，热爱各种有趣的事情和人，信奉娱乐解决一切，北京广告界知名人士，曾任全景视觉副总裁。现隐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上千件老工业设计品一起“蹉跎”时光，跨界创意品牌1968创始人。
1968在东四八条的胡同里。采访这天，阳光很好。微风中，树影婆娑，胡同里有大爷在遛狗，两个大妈坐在自家门口聊天儿。一切让人舒适和惬意。时光仿佛静止。平安大街外的车马喧嚣已然被抛到九霄云外。痛楚穿着红色NIKE运动衫，站在1968的门口，和门口的1968招牌一样，赫然，又怡然自得。
1968，创意的“乌托邦”
“为什么叫1968？”这或许是无数人听闻痛楚工作室的名字时，想问的第一个问题。以时间命名，源于痛楚对1968这个年份的特殊情感和喜爱。1968，发生了很多大事，被沉甸甸地载入史册；1968，活跃着痛楚喜欢的很多艺术家：BETTLES、戈达尔、食指、ANDY WARHOL；1968，在痛楚看来，创意肆意滋生，工业设计正经历着最好的时光……1968，博朗国际工业设计颁奖，劳德代尔堡艺术学院开课，主席夫人研造媲美LEICA的东风，竹制暖壶取代铁皮出现工人阶级手中。1968，“甲壳虫”出现在官方广告，另一个甲壳虫（BETTLES）在《白色专辑》里紧张地吟唱“我不知道某些人怎样控制了你”和“他们买了你又卖了你”，月桂谷成为“嬉皮士的天堂”，大麻裸体堂皇登场。1968，波普教父安迪·沃霍尔在报纸上“我将会以个人名义推出下列任何一类产品：时装、AC-DC、香烟、胶纸、摇滚唱片、任何东西、电影及器材、食物、氮、鞭子、钱！” ……
工作室取名1968，是因为1968年出了很多大事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年份比较好记，在VI设计和传播上比较有利。当初也是想到哪就做到哪，觉得好玩就去做，没有太多特别的考虑。1968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空间。最早的时候就是想在胡同里找一房子待着，我在三、四年前开始收藏老工业设计品，不知不觉中就攒了很多。整理这些“破烂”的时候，发现它们的独特魅力，比如工业造型，材质等。觉得他们有存活的必要，就想做一些整理和总结等这方面的事情。
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，很多人和我说，你这里有很多好东西，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于是便做了一些展览。这些东西，展出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也想办法把它们改造，看能否重新改造成比较好用的东西。它们不应该消亡。过去我们很多工业设计产品，材质是铜、铁、木头等，本身的污染很小，很多是可以分解、再利用的，重新改造后，可以让它们再次焕发青春和价值。痛楚把自己的老工业设计收藏称为“破烂收集”，但更多的人认为他的收藏唤醒了一代人的公共记忆。在痛楚看来，收藏的这些老工业设计品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。他把它们作为历史时光的承载者来收藏，同样也把它们作为过去创意生活的记录者来收藏。
为什么我把这些收藏称之为破烂呢？因为我收它往往只是因为它的造型，并不是看它能不能正常应用。有很多喜欢收藏的人，他们有一种特别狂热的癖好。而对我来讲，更多的是收藏一种过去的概念。我收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想，它上一个使用者是谁，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包括做这些工业造型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，他们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去思考。
中国60年代——80年代的一些工业设计，虽不能说是领先于国际水平，但至少和国际水平是平行的，中国60年代研制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德国化了，很包豪斯化了。其实四、五十年代的时候，中国已经有一拨国外设计的风潮进来了。人们在接受一些新的设计方式，并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去做这些事情。比如毛主席像章，这算不算工业设计？上千上万种像章，材质也不一样，样子也不一样，这都算是伟大的工业设计啊。虽然是政治体制下的工业设计，但它也是工业设计。因为首先你不能去泯灭你的历史；另外一点，所有的设计师是以应用为美，当时我们的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都是以应用为目的而生产的。那时候中国人民能够坚持使用它们，喜欢它们，证明它们的应用是相当不错的。当时的内需没有这么大，人们在那种体制之下没有这么大的消费欲望，而现在我们的内需和欲望都太大了。我收藏的这些老工业设计品，保持它的原样，看的人就觉得，这些东西他曾经拥有过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观念是他会想中国曾经做出过这么好看的东西。第三让人琢磨我们还会不会花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。
中国工业设计，需要寻根
痛楚认为，现在中国工业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根。过去很多工业设计的材质已经消失了，很多制造的工艺也消失了。而寻找根基，首先就是要寻找一些已经消失的材质和工艺。当下是一个速食的年代，人们再也不愿意费时耗力去讲究这些东西了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根，中国工业设计永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。任何事物它首先都有一个年代的痕迹或者年代的烙印。它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的需求和欲望，人们对某种使用经验的断定。现在的工业设计，我认为它没有根，什么原因呢？它们太过取巧了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市场。当发现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，三五年扛不住了，它就会撤退。其实我们从《天工开物》开始，就对工业设计有很多研究了。中国人老在否认自己的东西，拿出来的历史永远是长城和四大发明。中国到目前为止，工业设计没有特别成功的典范。不像博朗、飞利浦，它们可以延续下来，中国很多日常的工业设计产品断档了，没有了。很多原创性的东西，最后变成了很小众的东西。现在中国比较好的一些工业造型设计，很多都是国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作品，真正中国自己做出来的好的工业设计品很少，而且把中国的根丧失了。没有中国的根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我们看当年的设计，还是可以看到根的东西。像现在很多人觉得，过去中国的东西真好，包括现在的国货回潮，穿一梅花，穿一回力，但我觉得完全没必要。因为这个鞋子，你穿上去以后，首先要满足你的使用功能，使用功能不存在的时候，那就已经丧失意义了。靠一种情感或所谓的爱国思想去挽救它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昙花一现。
对于摩托罗拉的全面崩溃，痛楚并不认为它是渠道或销售上的失败，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整个工业设计的研究，对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研究的失败。中国工业设计的未来，需要不断地创新。
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开始跟世界接轨，信息无比丰富，发现世界真大，真奇妙。但是中国工业设计的抛弃性、保护性的工作没有做好。渐渐地人们会发现已经信不过中国设计。大家会觉得国货不行，国货很土。因为现在不是以应用为美了，而是以炫耀为美了。当年TCL之所以起来是因为它做了一个镶钻的手机，波导则是加了一个信息感应器，这些就是工业设计成功的典范。但在这个典范中，它又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的东西，就导致了一个产品救活一代人。不能持续的原因是，它们在找到一个点以后不能全面去跟进和理解这个事情。其实环节链是很多的，从消费者研究的环节链，到品牌确立的研究链，到传播的研究链，再到危机的研究链，要把所有的链条都考虑进去。而且中国工业设计公司很少，像国外，好的工业设计公司有几百个，几千个。在中国设计领域更像是一种秀场活动。中国之前能出现这么多好的东西，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匠人，不是大师。现在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大师，不是匠人了。这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，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。
1968，跨界。生活。形态。
很难定义痛楚的身份。亦很难界定1968工作室。
1968似乎没有多大的野心，对于将来的发展状态，痛楚并没有太多的设想。觉得顺其自然就好。和工作相比，痛楚认为生活更为重要。因此，在三里屯苹果店开业的时候，他会兴致勃勃地头天夜里两点便去排队，因为不想错过那种狂热的体验。曾厮混于京城广告界，曾任全景视觉副总裁。但胡同里的生活，带给他更多的快乐和自由。
我以前做过很多行业，出版，IT，广告，策展，什么都做过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，在中国工作种类分得太明确了。比如你是做广告，他是做媒体的，分得很清楚。创办1968这个工作室的时候，我就想怎么能把这些东西都糅合到一块，比如影像，创意，生活概念，展览，或者帮别人做一些包装设计等。所以，1968的性质是跨界的。所谓跨界，就是你不要用一个形式来看待一件事。我是设计师，我做平面，我做广告，我做策划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设计你的生活。你可以设计你的家居，你可以设计你所处的环境等等。另外，我觉得不应该只把它界定在一个传播行业，或者说只归类到创意产业里面，想做得更广泛一些吧。
今年年初，痛楚还出版了《1968》的同名画册。在他看来，好的创意，一定要给人带来快乐。对他来说，收藏，是觉得好玩。创意，是因为高兴。生活，就得找点乐趣。
《1968》做了四个月。要拍照、找资料，写文字，设计、排版、还要找一种合适便捷的印刷方式。光是扫描，就扫了上千张照片，自己又拍了将近400张照片，过程比较累，但做得很高兴。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有趣的人才会买我的画册。我本身也不想靠这本书挣钱，就是玩嘛。只要不赔钱就好了。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。没有关系。
会去收藏也是觉得好玩。要办多大的展览或等待这些东西升值，没有想过。又比如买书，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国学的书，一下买了上百本。好看时就看，觉得不好看时就先搁一边。不是强迫性的阅读。收藏也一样，不是强迫性的收藏。关键性是你自己快乐不快乐。在我看来，给你快乐的东西，才是真正的创意。像无印良品（MUJI）的广告，雕牌的广告让你看着舒服、温馨，这就是好的创意。好的创意一定要给人带来快乐。让人看了会心一笑，觉得：嗯，是这样的。就足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