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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楚：本名金鹏远，七十年代生人。胡同暴走，影像迷恋，破烂收集，新潮敏感者，热爱各种有趣的事情和人，信奉娱乐解决一切，北京广告界知名人士，曾任全景视觉副总裁。现隐藏在北京的胡同里与上千件老工业设计品一起“蹉跎”时光，跨界创意品牌1968创始人。

1968在东四八条的胡同里。采访这天，阳光很好。微风中，树影婆娑，胡同里有大爷在遛狗，两个大妈坐在自家门口聊天儿。一切让人舒适和惬意。时光仿佛静止。平安大街外的车马喧嚣已然被抛到九霄云外。痛楚穿着红色NIKE运动衫，站在1968的门口，和门口的1968招牌一样，赫然，又怡然自得。

1968，创意的“乌托邦”

“为什么叫1968？”这或许是无数人听闻痛楚工作室的名字时，想问的第一个问题。以时间命名，源于痛楚对1968这个年份的特殊情感和喜爱。1968，发生了很多大事，被沉甸甸地载入史册；1968，活跃着痛楚喜欢的很多艺术家：BETTLES、戈达尔、食指、ANDY WARHOL；1968，在痛楚看来，创意肆意滋生，工业设计正经历着最好的时光……1968，博朗国际工业设计颁奖，劳德代尔堡艺术学院开课，主席夫人研造媲美LEICA的东风，竹制暖壶取代铁皮出现工人阶级手中。1968，“甲壳虫”出现在官方广告，另一个甲壳虫（BETTLES）在《白色专辑》里紧张地吟唱“我不知道某些人怎样控制了你”和“他们买了你又卖了你”，月桂谷成为“嬉皮士的天堂”，大麻裸体堂皇登场。1968，波普教父安迪·沃霍尔在报纸上“我将会以个人名义推出下列任何一类产品：时装、AC-DC、香烟、胶纸、摇滚唱片、任何东西、电影及器材、食物、氮、鞭子、钱！” ……

工作室取名1968，是因为1968年出了很多大事，另外一个原因是年份比较好记，在VI设计和传播上比较有利。当初也是想到哪就做到哪，觉得好玩就去做，没有太多特别的考虑。1968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空间。最早的时候就是想在胡同里找一房子待着，我在三、四年前开始收藏老工业设计品，不知不觉中就攒了很多。整理这些“破烂”的时候，发现它们的独特魅力，比如工业造型，材质等。觉得他们有存活的必要，就想做一些整理和总结等这方面的事情。

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，很多人和我说，你这里有很多好东西，就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。于是便做了一些展览。这些东西，展出是一方面；另一方面，也想办法把它们改造，看能否重新改造成比较好用的东西。它们不应该消亡。过去我们很多工业设计产品，材质是铜、铁、木头等，本身的污染很小，很多是可以分解、再利用的，重新改造后，可以让它们再次焕发青春和价值。痛楚把自己的老工业设计收藏称为“破烂收集”，但更多的人认为他的收藏唤醒了一代人的公共记忆。在痛楚看来，收藏的这些老工业设计品都有各自的独特之处。他把它们作为历史时光的承载者来收藏，同样也把它们作为过去创意生活的记录者来收藏。

为什么我把这些收藏称之为破烂呢？因为我收它往往只是因为它的造型，并不是看它能不能正常应用。有很多喜欢收藏的人，他们有一种特别狂热的癖好。而对我来讲，更多的是收藏一种过去的概念。我收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想，它上一个使用者是谁，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。包括做这些工业造型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，他们是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样去思考。

中国60年代——80年代的一些工业设计，虽不能说是领先于国际水平，但至少和国际水平是平行的，中国60年代研制出来的东西已经很德国化了，很包豪斯化了。其实四、五十年代的时候，中国已经有一拨国外设计的风潮进来了。人们在接受一些新的设计方式，并运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去做这些事情。比如毛主席像章，这算不算工业设计？上千上万种像章，材质也不一样，样子也不一样，这都算是伟大的工业设计啊。虽然是政治体制下的工业设计，但它也是工业设计。因为首先你不能去泯灭你的历史；另外一点，所有的设计师是以应用为美，当时我们的收音机、缝纫机、自行车都是以应用为目的而生产的。那时候中国人民能够坚持使用它们，喜欢它们，证明它们的应用是相当不错的。当时的内需没有这么大，人们在那种体制之下没有这么大的消费欲望，而现在我们的内需和欲望都太大了。我收藏的这些老工业设计品，保持它的原样，看的人就觉得，这些东西他曾经拥有过，这是第一个观念。第二个观念是他会想中国曾经做出过这么好看的东西。第三让人琢磨我们还会不会花精力去研究这些东西。

中国工业设计，需要寻根

痛楚认为，现在中国工业设计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根。过去很多工业设计的材质已经消失了，很多制造的工艺也消失了。而寻找根基，首先就是要寻找一些已经消失的材质和工艺。当下是一个速食的年代，人们再也不愿意费时耗力去讲究这些东西了。但是，如果没有根，中国工业设计永远不可能有大的突破。任何事物它首先都有一个年代的痕迹或者年代的烙印。它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的需求和欲望，人们对某种使用经验的断定。现在的工业设计，我认为它没有根，什么原因呢？它们太过取巧了。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市场。当发现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，三五年扛不住了，它就会撤退。其实我们从《天工开物》开始，就对工业设计有很多研究了。中国人老在否认自己的东西，拿出来的历史永远是长城和四大发明。中国到目前为止，工业设计没有特别成功的典范。不像博朗、飞利浦，它们可以延续下来，中国很多日常的工业设计产品断档了，没有了。很多原创性的东西，最后变成了很小众的东西。现在中国比较好的一些工业造型设计，很多都是国外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作品，真正中国自己做出来的好的工业设计品很少，而且把中国的根丧失了。没有中国的根，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。我们看当年的设计，还是可以看到根的东西。像现在很多人觉得，过去中国的东西真好，包括现在的国货回潮，穿一梅花，穿一回力，但我觉得完全没必要。因为这个鞋子，你穿上去以后，首先要满足你的使用功能，使用功能不存在的时候，那就已经丧失意义了。靠一种情感或所谓的爱国思想去挽救它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，只能是昙花一现。

对于摩托罗拉的全面崩溃，痛楚并不认为它是渠道或销售上的失败，最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对整个工业设计的研究，对人机交互界面设计的研究的失败。中国工业设计的未来，需要不断地创新。

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人们开始跟世界接轨，信息无比丰富，发现世界真大，真奇妙。但是中国工业设计的抛弃性、保护性的工作没有做好。渐渐地人们会发现已经信不过中国设计。大家会觉得国货不行，国货很土。因为现在不是以应用为美了，而是以炫耀为美了。当年TCL之所以起来是因为它做了一个镶钻的手机，波导则是加了一个信息感应器，这些就是工业设计成功的典范。但在这个典范中，它又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的东西，就导致了一个产品救活一代人。不能持续的原因是，它们在找到一个点以后不能全面去跟进和理解这个事情。其实环节链是很多的，从消费者研究的环节链，到品牌确立的研究链，到传播的研究链，再到危机的研究链，要把所有的链条都考虑进去。而且中国工业设计公司很少，像国外，好的工业设计公司有几百个，几千个。在中国设计领域更像是一种秀场活动。中国之前能出现这么多好的东西，是因为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个匠人，不是大师。现在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大师，不是匠人了。这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，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。

1968，跨界。生活。形态。
很难定义痛楚的身份。亦很难界定1968工作室。

1968似乎没有多大的野心，对于将来的发展状态，痛楚并没有太多的设想。觉得顺其自然就好。和工作相比，痛楚认为生活更为重要。因此，在三里屯苹果店开业的时候，他会兴致勃勃地头天夜里两点便去排队，因为不想错过那种狂热的体验。曾厮混于京城广告界，曾任全景视觉副总裁。但胡同里的生活，带给他更多的快乐和自由。

我以前做过很多行业，出版，IT，广告，策展，什么都做过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觉得，在中国工作种类分得太明确了。比如你是做广告，他是做媒体的，分得很清楚。创办1968这个工作室的时候，我就想怎么能把这些东西都糅合到一块，比如影像，创意，生活概念，展览，或者帮别人做一些包装设计等。所以，1968的性质是跨界的。所谓跨界，就是你不要用一个形式来看待一件事。我是设计师，我做平面，我做广告，我做策划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你可以设计你的生活。你可以设计你的家居，你可以设计你所处的环境等等。另外，我觉得不应该只把它界定在一个传播行业，或者说只归类到创意产业里面，想做得更广泛一些吧。

今年年初，痛楚还出版了《1968》的同名画册。在他看来，好的创意，一定要给人带来快乐。对他来说，收藏，是觉得好玩。创意，是因为高兴。生活，就得找点乐趣。

《1968》做了四个月。要拍照、找资料，写文字，设计、排版、还要找一种合适便捷的印刷方式。光是扫描，就扫了上千张照片，自己又拍了将近400张照片，过程比较累，但做得很高兴。我觉得首先是一个有趣的人才会买我的画册。我本身也不想靠这本书挣钱，就是玩嘛。只要不赔钱就好了。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。没有关系。

会去收藏也是觉得好玩。要办多大的展览或等待这些东西升值，没有想过。又比如买书，有一阵子特别喜欢国学的书，一下买了上百本。好看时就看，觉得不好看时就先搁一边。不是强迫性的阅读。收藏也一样，不是强迫性的收藏。关键性是你自己快乐不快乐。在我看来，给你快乐的东西，才是真正的创意。像无印良品（MUJI）的广告，雕牌的广告让你看着舒服、温馨，这就是好的创意。好的创意一定要给人带来快乐。让人看了会心一笑，觉得：嗯，是这样的。就足够了。

     2006 年从全景视觉副总裁位置上急流勇退的金鹏远，开始了自己“捡破烂”的幸福时光。他每周六凌晨4 点出发去北京东区一旧货市场淘宝，几年下来，已经拥有一千多件1960 年代的老工业设计的产品。金鹏远对于“1968”情有独钟，因为那是一个“做工毫不惜力、设计造型淳朴”的年代。

       记者沿着张自忠路向南前行50 米，走进隐藏在东四八条胡同深处的一所住宅，到了金鹏远的家。金鹏远，天蝎座，崇尚无拘束的自由主义。混迹于广告圈出版业，2006 年从全景副总裁一职急流勇退，每天在青石砖瓦下的家中读书吃茶会友，摆弄收藏的一千多件老工业产品，并创立了自己的跨界创意品牌“1968”。

　　两年前，金鹏远走了大小800 多条胡同，最后选定这套房子。这条并不起眼的胡同里还藏着曹琨、叶圣陶、钱理群的房子。金鹏远这套据说当年是阎锡山三姨太住的，现在看来和周遭民房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有檐上的装饰略显精致。
　　推开大门，是面镶着一架小型黑白电视机的白墙，被刻意粉刷得颇为突兀，和墙下摆放的鲜红的意大利老版打字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绕过白墙，左边是平日和朋友聊天看书的房间，铺满墙面的各类书籍和画册将沙发和茶桌包围起来；几扇木窗投下温暖的日光，洒在木地板上的形状仿佛切片吐司般均匀。墙上一排排的收纳木板上，随意摆放着8mm 摄影机或收音机等小件；木桌上摆几台电脑，便成了他的工作台。
　　右侧房间则全部是金鹏远的收藏。除去最显眼的大型电器等，尤其吸引人的是角落中的1950 到1960 年代的镜子。镜面夹层花花绿绿地描着语录、革命版画，镜面模糊不清甚至斑驳不堪，面对它们，你看不清自己，也看不清逝去的和将要发生的，只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力量，让一切都显得无力而彷徨。
　　从房间向北走出去，是金鹏远最喜欢的院子。院落里围绕着中央的一棵幸福树栽着各种花草，有栀子花，也种了葡萄。随意扔几张椅子，便是友人闲聚时最惬意的歇脚处。
　　金鹏远笑称自己的收藏为“破烂”，最早收藏毛主席像章，非典后开始收CD 和黑胶，由此开始收藏收音机，继而一发不可收拾，缝纫机、收音机、录像机……也集中收藏过打火机，比如20 世纪初的都彭和登喜路等等。在这个过程累积了庞大的破烂数量，但凡来他家玩的朋友都会被他屋里五六十年代的国货的数量震撼：相机、录音机、打字机、电话、风扇、镜子、铁皮玩具……渐渐地，金鹏远也就变成一个开心的“收破烂的”。
　　在金鹏远的家里，记者看着那些历久经年仍颇具魅力的老设计。一个大开盘机上数百个转钮，过了40 多年依旧烁烁放光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上的调频开关比起MUJI 的设计还要流畅。我们感叹于那年代做工的毫不惜力，喜欢那年代的设计造型淳朴。
　　各种已经消失的品牌重新占据着金鹏远的生活：东风、晨光、牡丹、上海、北京、钻石、星火、寰球……总有朋友在观看后发出疑问：这东西怎么就好了？这东西有什么用？这东西还能用么？这东西值钱么？
　　“《十万个为什么？》？我有一本1967年版本的，”金鹏远丢给他们说， “自己看，寻找答案。”
“好玩是我做事惟一的评判标准”
B=《外滩画报》

J= 金鹏远
　　B：给我们讲讲你最初是怎么开始收藏的？
　　J：一个冬天，我去中关村看最新型的PDA，边看边和一个也来购买PDA 的人随意交谈，从WI-FI、手写笔谈到音乐播放器，再到音乐类型、HIFI音响，再到功放。这个40 多岁的大哥说：“我家还有一台大的东风开盘机，1960 年代的货，现在听起来质感还相当地好。”为了了解质感在耳朵里的感受，我立刻到了他家。
　　那天不仅仅感受到质感，还看到很多比我岁数大的照相机、电影机。第二天我就去了潘家园，又一次被40 年前的工业设计震惊，并不计代价地购买了几个玩意。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出现了线路故障，380 元买的，花费了500 多元修理，机器的价值无形中飙升。
　　B：一般你去哪里淘这些玩意？
　　J：我会在每周六凌晨4 点左右，穿戴“整齐”（换上最破的衣服，穿上最脏的鞋，带上一大包，拿着手电筒）准时出现在淘宝圣地——北京东区一旧货市场，在和无数摊主熟悉的过程中，各种打字机、钟表、收音机、电视机、照相机、缝纫机、铁皮玩具、幻灯片、画册被我收集到家。
　　收货是不谈价钱的，因为小贩心里对于收来这些东西的底价和售价就没数，你不能让他要价，他会漫天胡说。所以基本上都是看中哪件心里估好，扔下钱拿上就走，如果小贩觉得钱不合适，自己会追上来的。
　　淘破烂最重要的就是果断，很多东西你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，所以眼要准心要狠，人和东西间讲的也是缘分。
　　B：现代工业设计里也常常会运用以前经典国货的设计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　　J：对于国货，我一直认为我们把老国货翻出来，必须重新再利用，赋予新的意义，否则是拯救不了任何东西的，只能说让破烂市场更辉煌些，让淘破烂更贵一点而已，而中国的工业设计产业是无法被刺激的。我现在收集和推广这些国货，可以说是没有目的，基本也没有产生什么经济效益，我只是希望朋友走到这里，会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去处，进来看看聊会天而已。其实这对于我们的工业设计也是一样，只是一个去处罢了。
　　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旧物的新利用：比如把老的电话机改造成读卡器啊，彩色的电话机摆桌上也是个装饰，再比如把老的收音机改装成Pod 插座啊，因为它喇叭还没坏；把老的电视机换一个屏幕变成一个电子相框啊等等，都在计划之中，但坦率地讲国内现在很少有企业能做这事儿。我们又不想把这事儿变成中国概念，炒作出来卖给外国人，所以现在也在考虑怎么延展这个概念——二手物件的再改造和重新利用。
　　B：对你来说，胡同是什么概念？
　　J：胡同是我的情结，我小时候住在北京郊区的大杂院，院子里就有柳树，夏天吃饭的时候邻居聚在一起，各家的菜放在一个大圆桌上吃，这和胡同是一个性质。我一直喜欢老舍、张恨水这种京味儿的作品，很迷恋他们笔下的人文环境。我收集的东西和胡同都是很匹配的，它们和我都属于这个氛围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人，即使我有副总裁或什么头衔，也不是我本质的东西，而是工作将我推到那个位置而已。
　　B：1968 年，波普教父安迪·沃霍尔在报纸上说，“我将会以个人名义推出下列任何一类产品：时装、ACDC、香烟、胶纸、摇滚唱片、任何东西、电影及器材、食物、氮、鞭子、钱！”北京有一家在胡同里的副食店，四十年来样子未曾改变，只不过放在大瓷缸里的散酱从5 分一两涨到了5 角一两，那也许就是1968 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。对你来说，“1968”意味着什么？
　　J：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数字代表了自由、民主与艺术。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中，499 首来自60 年代，那个年代有太多的伟人和偶像出现。
　　我的“1968”可以说是一个跨界的品牌，里面有摄影，有设计，有活动……最早一些客户找到我，比如高端地产和烟草等，希望我帮他们做些传播，但“1968”是我个人松散的组织，并不是广告公司。我愿意在这里和朋友一起做好玩的事情，也许有的时候没有逻辑，仅仅是宣扬某种情绪。也没有刻意宣传，我做了一本“1968”的小册子，送给很多做设计、做媒体的朋友，大家觉得有意思，又正好赶上了国货复苏回潮，于是很多人找我，把我和那些穿飞跃鞋和运动衫的孩子一起说事，就这样玩起来。
　　B：从全景副总到今天的1968，你怎么转换这个身份的？
　　J：有战场就有硝烟，当我觉得付出的精力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在工作本身时，就失去了意义，于是我辞职了。人不能为了期权、为了年薪过一辈子，你总得要让自己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。我是一个性格很直的人，会去叫板子，去骂人，到了最后别人会觉得我很难合作。但是我不在乎，至少我在任期间，我让销售额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所以我是没有遗憾的。对我来说，工作只是在某一段时间让你接触更多人的平台，而不是非要一辈子做这个事情。
　　B：你对好玩的定义是什么？
　　J：好玩是我做事唯一的评判标准。要看在做这件事时你会不会不耐烦，因为很多看似好玩的事做到后面是很耗人心思的，所以要看你能不能为了结果而忍受这些痛苦；其次我们是脱离不了社会的，如果别人看到你的作品后会心一笑，或有反应，愿意和你合作，那这件事真的就有趣了。
　　B：你会从你的收藏中汲取灵感吗？
　　J：会的。我喜欢干净有本土特色的东西，它们总能给我灵感。比如配色，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好的色彩运用，那时对蓝和青色的运用是现在不能比拟的。收集跟买书一样，买了好玩的书我可能就扔在那儿，用到的时候再看，只是很少有人会在这些“书”里翻出故事罢了。同时，我喜欢把一些现下发生的事糅进设计里，因为即使最坏的时代也有最好的事。不管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跳出中国的现状来看，要有我们自己的沉淀和思考。
　　B：给我们讲讲你未来的规划？
　　J：我总在看我的兴趣能延续多久，有的兴趣是几个月，有的是一年或三年。我也看不到明天或明年要做什么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等待自然而然发生的事。我们是社会里的分子，如果我是关键的那一个，我动一下周围也会动，自然便经常会改变自己的位置。

文/鸽子     图/老虎

摄影：闲散   模特：田原

道具：上海711电子管收音机  钻石牌闹钟 白色搪瓷杯 橡胶猫玩具

道具：蝴蝶牌便携缝纫机  SONY收录2用机

道具：毛绒娃娃玩具 8MM手持摄像机

道具：东方红牌手风琴  美国制军用水壶

道具：老式樟木箱子 日本红色自行车

摄影师：小甜腥

　　北京东四八条59-1号，外表看来是间普通的胡同民宅。然而，屋里的摆件却挺特别：打字机、钟表、半导体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、照相机、缝纫机、铁皮玩具。 

林林总总400余件，且多是已经消失的品牌：东风、晨光、牡丹、上海、北京、钻石、星火、寰球??都是些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老物件。

　　有人说，这些东西尽是”破烂”：钟表不转、电视没影。可主人金鹏远却当它们个个是宝。他说，喜欢过去不惜力的做工，大开盘录音机上数百个转钮，过了40多年依旧烁烁放光；喜欢过去的淳朴设计，半导体收音机的调频开关简单便利。

　　如今，金鹏远挑出一批”藏品”，举办了”七零九零”工业品收藏展。展品年代，以上世纪70年代为主。其实，年份不过是标签罢了。金鹏远说，他想唤起的，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公共记忆。公共记忆不等同于历史。历史太遥远、太冷冰冰，而公共记忆则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。时光不再，余烬犹温。这感觉就像真人版《变形金刚》上映时，有人会在擎天柱出现的瞬间热泪盈眶。

　金鹏远为”七零九零”挑选的展品，大多与自己的童年记忆或成长经验有关。那部 “海鸥”120相机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要小看这部产自1970年代的双镜头相机，有人曾做过测试，将其拍摄的照片和世界最著名的120相机”哈苏”相比较，成相质量不相上下。

　　”海鸥”120在如今的二手市场，淘来不过二三百元。可在当时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却绝对是种奢侈品。翻开家中的旧相册，恐怕相当一部分都是”海鸥”记录下的家族史。

　　金鹏远收藏的相机中，还有个”大个头”。半人高，硬木制成，毛玻璃取景，拍摄时得蒙块大布才行。这种大型座机，多在照相馆内使用。金鹏远的这部，就是从大北照相淘来的。生产年份约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具体品牌已无从考证。内行人分析，该是国内生产的机身，镜头则仰仗进口。当时国内的工业制造水平几乎与国际持平，但价格却比舶来品低得多，因此各地照相馆都乐于购用。

　　录音机占了藏品的很***重。录音机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国内流行的。当年，普通百姓每月工资不过几十元，一部录音机却要上百元。因此，别看它个头足有手提箱那么大，在当时却是时髦的象征。马路上尽是拎着录音机的”新青年”，走起路来摇摇摆摆，边走边放着邓丽君。

　　之后，录音机的样子越变越轻巧，功能也是逐渐增强。然而，金鹏远的藏品中，有款老式海鸥录音机，却有些违背潮流。它出现时，小个头的双卡录音机已成主流。而这款”海鸥”却方方正正，比早期的”手提包”小不了多少。

　　金鹏远解释，这款机器并没有大规模生产，不过是内部人员的试验机。和普通录音机的干电池供电不同，它采取的是蓄电池供电，以至于”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”、”小城故事多，充满喜和乐”，这些动听的情歌，放上一天一夜也没有问题。在娱乐资源贫乏的年代，这款机器体现的是中国人正在萌动的浪漫主义情怀。

　　这次展出的，还有很多不同品牌、不同型号的半导体收音机，在北方又称 “话匣子”。其最初的样子，比9英寸电视机还要大。几经变迁，从电子管到晶体管，再到数字控制；从台式到便携式，再到袖珍式。当年诺大的匣子如今不过手指头大小了。

对于 “70年代”的人，聆听经验的开始，大多是从那种掺杂着丝丝电流干扰的”话匣子”开始的。评书、广播剧、相声、音乐、戏曲，有些孩子甚至会把匣子的后盖打开，看看里面究竟藏了多少小人儿。

　　在半导体收音机的不远处，展出的是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。这也刚好影射出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前进。电视在中国普及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若是谁家抢先买了，准会引来一帮羡慕的邻居。那时，人们热衷的是一帮人聚在一起，守着只能收三个频道的电视，看一部日本连续剧《排球女将》。之后，彩色电视进入了百姓家庭，淘汰下来的黑白电视成了游戏迷们”魂斗罗”的战场，以至于有些人到了现在仍不知道，那是款十六色彩色游戏。

　　当年的电视台，绝不会中间忽然插进广告。广告都是集中在”榜上有名”时段，拍摄手法上也很”写实”：一个戴眼睛的摩登青年从屏幕中间冒出，喊出一句”哇！燕舞收录机！”之后便载歌载舞起来。”燕舞，燕舞，一曲歌来一片情。”是当年家喻户晓的广告语，其轰炸度不亚于现在的”送礼就送脑白金”。

　　”70年代”人的公共记忆中，有类物件不可不提–铁皮玩具，这也是金鹏远的收藏重点。机器人、宇宙飞船、母鸡下蛋、熊猫打鼓、小步枪、公共汽车、会冒烟的火车。20年前，身穿海军服，手拿铁皮冲锋枪，是男孩们最神气的打扮。而他们，也大多有个单纯的梦想，”满街跑的都是铁皮飞船，家里会有机器人保姆为我们做饭”。

　　铁皮玩具讲究的是纯手工制作，工人师傅先将设计好的图案印制在铁皮上，然后将铁皮裁切、定型，再装上机械发条，合拢铁皮，大约三十几道工序。在中国，铁皮玩具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，玩具设计师不必像今天这样迎合市场，因而他们在制作中融入了最简单、最原始的想象。与那个年代相关的事与物，也都会直接体现在玩具上，比如拖拉机，或是推着小车走街串巷的小贩。在时光的隧道中，它们都已渐行渐远了。铁皮玩具，却串起了记忆的碎片。即便那美好的童年，早已一去不复返。

1970年代的国内工业设计品，只是”七零九零”众多展品中的一部分，展出的还有很多国外的老物件。美国Smith Corona牌打字机就是其中之一。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究竟是在何时何地由谁发明，各种资料说法不尽相同。然而Smith Corona，却有幸成了打字机的代名词。

　　展品中，还有一台意大利Olivetti牌打字机。和Smith Corona类似，它们的生产年代约是50年前。电脑的广泛应用，使得打字机渐无用武之地，然而它对现代键盘的设计却带来很多启示，甚至有些沿用至今。如Shif键的出现和保留，就是从打字机中获得的灵感。
　　和打字机一样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”一次成像”的宝丽来相机。数码时代的到来，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，而宝丽来恰恰属于后者。1948年，这种一次成像技术首度问世，在当时让人们倍感神秘。而早在两年前，一次成像相机已被宝丽来放弃。
　　金鹏远收藏的这几部，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SX-70。这款相机诞生于1972年，在宝丽来的发展史中具有革命性意义。它的奇妙，在于自己”吐”出照片，而之前的宝丽来，靠的都是生拉硬拽。另外，这款相机还具有可折叠、单镜头反光等特点，非常便于携带。电影制片人查尔斯·埃梅斯就曾拍摄过一部专门介绍SX-70的短片。
　　手摇计算机，对现代人而言算是新鲜词。金鹏远的藏品中就有一台。外型上看，像极了一部老式按键电话。它是50年前从德国进口的，至今保存完好，运算自如。手摇计算机曾是当年国内少数重点单位的专用品，曾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立下了大功。
　　各个年代的摄像机中，最中意的是一台包豪斯8mm摄影机。这款机器产于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，是当时众多大牌导演酷爱的机型，包括”电影新浪潮”中的领军人物让·吕克·戈达尔、弗朗索瓦·特吕弗等。因此，谁又能说，展厅中摆放的，不是影片《中国姑娘》或是《朱尔与吉姆》的忠实记录者呢？
　　回望几十年前的历史，黑胶唱片是个无法略掉的名词。《滚石》杂志曾说，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中，499首来自上世纪60年代，而它们多数是以黑胶唱片作为首次发行。金鹏远收藏的黑胶唱片，并不限于国外的乐手与乐队。这次展览，他把国内出品的《列宁在一九一八年》电影剪辑、灌着《可爱的中华》的金曲集与国外唱片摆在一起。东方西方相隔万里，那个年代，西方人可以缅怀4个来自英国的披头士；而我们同样有使人沉醉的理想主义。那个时代的人，无论中西，似乎有着划一的公共记忆，却又各有各的演绎。黑胶唱片，刚好是证明的载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