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chive 媒体报道金鹏远1968s

怀念1968年的工业设计（外滩画报专访）

2006 年从全景视觉副总裁位置上急流勇退的金鹏远，开始了自己“捡破烂”的幸福时光。他每周六凌晨4 点出发去北京东区一旧货市场淘宝，几年下来，已经拥有一千多件1960 年代的老工业设计的产品。金鹏远对于“1968”情有独钟，因为那是一个“做工毫不惜力、设计造型淳朴”的年代。

记者沿着张自忠路向南前行50 米，走进隐藏在东四八条胡同深处的一所住宅，到了金鹏远的家。金鹏远，天蝎座，崇尚无拘束的自由主义。混迹于广告圈出版业，2006 年从全景副总裁一职急流勇退，每天在青石砖瓦下的家中读书吃茶会友，摆弄收藏的一千多件老工业产品，并创立了自己的跨界创意品牌“1968”。

　　两年前，金鹏远走了大小800 多条胡同，最后选定这套房子。这条并不起眼的胡同里还藏着曹琨、叶圣陶、钱理群的房子。金鹏远这套据说当年是阎锡山三姨太住的，现在看来和周遭民房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有檐上的装饰略显精致。
　　推开大门，是面镶着一架小型黑白电视机的白墙，被刻意粉刷得颇为突兀，和墙下摆放的鲜红的意大利老版打字机形成鲜明的对比。绕过白墙，左边是平日和朋友聊天看书的房间，铺满墙面的各类书籍和画册将沙发和茶桌包围起来；几扇木窗投下温暖的日光，洒在木地板上的形状仿佛切片吐司般均匀。墙上一排排的收纳木板上，随意摆放着8mm 摄影机或收音机等小件；木桌上摆几台电脑，便成了他的工作台。
　　右侧房间则全部是金鹏远的收藏。除去最显眼的大型电器等，尤其吸引人的是角落中的1950 到1960 年代的镜子。镜面夹层花花绿绿地描着语录、革命版画，镜面模糊不清甚至斑驳不堪，面对它们，你看不清自己，也看不清逝去的和将要发生的，只能感受到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力量，让一切都显得无力而彷徨。
　　从房间向北走出去，是金鹏远最喜欢的院子。院落里围绕着中央的一棵幸福树栽着各种花草，有栀子花，也种了葡萄。随意扔几张椅子，便是友人闲聚时最惬意的歇脚处。
　　金鹏远笑称自己的收藏为“破烂”，最早收藏毛主席像章，非典后开始收CD 和黑胶，由此开始收藏收音机，继而一发不可收拾，缝纫机、收音机、录像机……也集中收藏过打火机，比如20 世纪初的都彭和登喜路等等。在这个过程累积了庞大的破烂数量，但凡来他家玩的朋友都会被他屋里五六十年代的国货的数量震撼：相机、录音机、打字机、电话、风扇、镜子、铁皮玩具……渐渐地，金鹏远也就变成一个开心的“收破烂的”。
　　在金鹏远的家里，记者看着那些历久经年仍颇具魅力的老设计。一个大开盘机上数百个转钮，过了40 多年依旧烁烁放光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上的调频开关比起MUJI 的设计还要流畅。我们感叹于那年代做工的毫不惜力，喜欢那年代的设计造型淳朴。
　　各种已经消失的品牌重新占据着金鹏远的生活：东风、晨光、牡丹、上海、北京、钻石、星火、寰球……总有朋友在观看后发出疑问：这东西怎么就好了？这东西有什么用？这东西还能用么？这东西值钱么？
　　“《十万个为什么？》？我有一本1967年版本的，”金鹏远丢给他们说， “自己看，寻找答案。”
“好玩是我做事惟一的评判标准”
B=《外滩画报》

J= 金鹏远
　　B：给我们讲讲你最初是怎么开始收藏的？
　　J：一个冬天，我去中关村看最新型的PDA，边看边和一个也来购买PDA 的人随意交谈，从WI-FI、手写笔谈到音乐播放器，再到音乐类型、HIFI音响，再到功放。这个40 多岁的大哥说：“我家还有一台大的东风开盘机，1960 年代的货，现在听起来质感还相当地好。”为了了解质感在耳朵里的感受，我立刻到了他家。
　　那天不仅仅感受到质感，还看到很多比我岁数大的照相机、电影机。第二天我就去了潘家园，又一次被40 年前的工业设计震惊，并不计代价地购买了几个玩意。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出现了线路故障，380 元买的，花费了500 多元修理，机器的价值无形中飙升。
　　B：一般你去哪里淘这些玩意？
　　J：我会在每周六凌晨4 点左右，穿戴“整齐”（换上最破的衣服，穿上最脏的鞋，带上一大包，拿着手电筒）准时出现在淘宝圣地——北京东区一旧货市场，在和无数摊主熟悉的过程中，各种打字机、钟表、收音机、电视机、照相机、缝纫机、铁皮玩具、幻灯片、画册被我收集到家。
　　收货是不谈价钱的，因为小贩心里对于收来这些东西的底价和售价就没数，你不能让他要价，他会漫天胡说。所以基本上都是看中哪件心里估好，扔下钱拿上就走，如果小贩觉得钱不合适，自己会追上来的。
　　淘破烂最重要的就是果断，很多东西你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有机会遇到，所以眼要准心要狠，人和东西间讲的也是缘分。
　　B：现代工业设计里也常常会运用以前经典国货的设计，对此你怎么看？
　　J：对于国货，我一直认为我们把老国货翻出来，必须重新再利用，赋予新的意义，否则是拯救不了任何东西的，只能说让破烂市场更辉煌些，让淘破烂更贵一点而已，而中国的工业设计产业是无法被刺激的。我现在收集和推广这些国货，可以说是没有目的，基本也没有产生什么经济效益，我只是希望朋友走到这里，会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去处，进来看看聊会天而已。其实这对于我们的工业设计也是一样，只是一个去处罢了。
　　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旧物的新利用：比如把老的电话机改造成读卡器啊，彩色的电话机摆桌上也是个装饰，再比如把老的收音机改装成Pod 插座啊，因为它喇叭还没坏；把老的电视机换一个屏幕变成一个电子相框啊等等，都在计划之中，但坦率地讲国内现在很少有企业能做这事儿。我们又不想把这事儿变成中国概念，炒作出来卖给外国人，所以现在也在考虑怎么延展这个概念——二手物件的再改造和重新利用。
　　B：对你来说，胡同是什么概念？
　　J：胡同是我的情结，我小时候住在北京郊区的大杂院，院子里就有柳树，夏天吃饭的时候邻居聚在一起，各家的菜放在一个大圆桌上吃，这和胡同是一个性质。我一直喜欢老舍、张恨水这种京味儿的作品，很迷恋他们笔下的人文环境。我收集的东西和胡同都是很匹配的，它们和我都属于这个氛围。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草根的人，即使我有副总裁或什么头衔，也不是我本质的东西，而是工作将我推到那个位置而已。
　　B：1968 年，波普教父安迪·沃霍尔在报纸上说，“我将会以个人名义推出下列任何一类产品：时装、ACDC、香烟、胶纸、摇滚唱片、任何东西、电影及器材、食物、氮、鞭子、钱！”北京有一家在胡同里的副食店，四十年来样子未曾改变，只不过放在大瓷缸里的散酱从5 分一两涨到了5 角一两，那也许就是1968 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的记忆。对你来说，“1968”意味着什么？
　　J：对于我来说，这个数字代表了自由、民主与艺术。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中，499 首来自60 年代，那个年代有太多的伟人和偶像出现。
　　我的“1968”可以说是一个跨界的品牌，里面有摄影，有设计，有活动……最早一些客户找到我，比如高端地产和烟草等，希望我帮他们做些传播，但“1968”是我个人松散的组织，并不是广告公司。我愿意在这里和朋友一起做好玩的事情，也许有的时候没有逻辑，仅仅是宣扬某种情绪。也没有刻意宣传，我做了一本“1968”的小册子，送给很多做设计、做媒体的朋友，大家觉得有意思，又正好赶上了国货复苏回潮，于是很多人找我，把我和那些穿飞跃鞋和运动衫的孩子一起说事，就这样玩起来。
　　B：从全景副总到今天的1968，你怎么转换这个身份的？
　　J：有战场就有硝烟，当我觉得付出的精力百分之七十以上不在工作本身时，就失去了意义，于是我辞职了。人不能为了期权、为了年薪过一辈子，你总得要让自己吃得下饭，睡得着觉。我是一个性格很直的人，会去叫板子，去骂人，到了最后别人会觉得我很难合作。但是我不在乎，至少我在任期间，我让销售额提高了百分之八十以上，所以我是没有遗憾的。对我来说，工作只是在某一段时间让你接触更多人的平台，而不是非要一辈子做这个事情。
　　B：你对好玩的定义是什么？
　　J：好玩是我做事唯一的评判标准。要看在做这件事时你会不会不耐烦，因为很多看似好玩的事做到后面是很耗人心思的，所以要看你能不能为了结果而忍受这些痛苦；其次我们是脱离不了社会的，如果别人看到你的作品后会心一笑，或有反应，愿意和你合作，那这件事真的就有趣了。
　　B：你会从你的收藏中汲取灵感吗？
　　J：会的。我喜欢干净有本土特色的东西，它们总能给我灵感。比如配色，那时候其实有非常好的色彩运用，那时对蓝和青色的运用是现在不能比拟的。收集跟买书一样，买了好玩的书我可能就扔在那儿，用到的时候再看，只是很少有人会在这些“书”里翻出故事罢了。同时，我喜欢把一些现下发生的事糅进设计里，因为即使最坏的时代也有最好的事。不管做什么，我们都不能跳出中国的现状来看，要有我们自己的沉淀和思考。
　　B：给我们讲讲你未来的规划？
　　J：我总在看我的兴趣能延续多久，有的兴趣是几个月，有的是一年或三年。我也看不到明天或明年要做什么，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等待自然而然发生的事。我们是社会里的分子，如果我是关键的那一个，我动一下周围也会动，自然便经常会改变自己的位置。